1966年下半年，医院成立第一支战斗队——“白求恩战斗队”，五个人，那也是上塘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。革命对象是党支部书记梁风，院长赵志忠。
形势发展很快，当67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，上塘各单位几乎同时冒出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。医院第二个群众组织“红卫战斗队”诞生，核心是书记院长红人，党的培养对象。这批人从骨子里说是不反院领导的，因此被斥做“保皇派”，大约有四十几人，几乎囊括剩余所有人。
1967年，文化大革命形势更是如火如荼，造反不造反是“左”派右派的试金石，红卫战斗队随即改变策略把矛头直指卫生局领导。
医院瘫痪，卫生局瘫痪，县委瘫痪......这是一场由伟大统帅亲自发动，由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运动（当年时髦用语。毛泽东质疑：伟大统帅就不能亲自指挥？）。不可思议的是医院门诊、病房收治病人丝毫不受影响，财政局按时拨款，医药公司照常营业。原因是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在北京遥控指挥，号召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！”群众组织的执政能力也是不可小觑。
厄运同时降临我们家。
1966年，一中学生宿舍不够用，借用医院下湾祠堂当宿舍，母亲赋闲在家继续养病。
1967年的一个傍晚，白求恩战斗队出现在我家门口，勒令母亲回医院监督劳动，接受革命群众批判。父亲前不久被绑架关进“牛棚”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，这下子母亲又进“牛棚”，我彻底成“孤儿”了。
早晨母亲站在医院大门口“示众”，脖子上挂着大纸牌，上书“大叛徒XXX”，名字上还打着红叉。和母亲一起“示众”的还有徐洪文医师、王鸿勋医师、陈治民医师——有段时间，医院总值班要站在门口迎接职工签到，站着站着我仿佛就有被“示众”的感觉，浑身不自在——可见心理创伤会给人留下一辈子阴影。
我看见母亲他们几个匍匐在院子里拔草，再就是扫地擦门窗。医院白大衣、病人被褥母亲要帮着洗，手术室脓盘要母亲洗。造反派不给手套，母亲十个手指感染患上甲沟炎，肿得棒槌似的钻心疼，晚上用黄药水纱布包扎，第二天拿掉继续干活。到母亲病逝，甲沟炎一直未能痊愈。
晚间是批斗会，内科诊室成了批斗会场。母亲他们四个站在会场中央，两派革命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当然大多数还是看热闹，来不来参加批斗会可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，要说斗争还真有点抹不开情面，毕竟平日大家笑脸相迎无怨无仇......头头们不一样，要显得比群众更“革命”。他们有备而来，无非是逼供信，要你承认是叛徒什么的。
母亲倔强死不承认，自然要遭受皮肉之苦。母亲愤怒了（共产党天下由得你等胡作非为，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），扬起头颅厉声大喝：“有本事枪毙我！”
当年母亲受刑痛苦难熬，也是如此对国民党大喊。又招来一阵耳光。
事后陈治民医师关切说：“就不能忍着点不说话？”
母亲苦笑——秉性天就。
当然，这些事母亲是在几十年后闲聊中才娓娓道出，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愤——当年她是决不敢把这些话对她尚未成年的小儿子说的，只能自己默默忍受。当年这些当事人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，有的向我当面道歉，有的从对我的态度可感觉出他们的内疚......人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，承认错误就是改正错误，事过境迁还是一切向前看吧。
我去探望母亲，捎带生活用品，巧遇“朋友”，他也是“红卫”的一个头目。我们没有打招呼，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谨防隔墙有耳。
母亲被拘禁的地方，就是1972年台风塌方，被完全掩埋的其中一间。事发当天下午，母亲外出劳动幸运逃过此劫。母亲说这是她第四次死里逃生，事情要是发生在夜里后果不堪设想，那死亡人数绝不是三人。经过三灾四难总该熬出头了吧——果然，母亲从此告别了伴随她十几年的雷米封、派爱司。原本潮湿阴暗的房间，被造反派钉死窗户糊上报纸，大白天都要开着电灯。石灰地面永远没有干的时候，散发出阵阵霉味，不得不整天大开房门。
所以我一来母亲就看见，十分惊喜。我打量“牛棚”，一张单人床，一个床头柜上面摆放着碗筷茶杯。两张方凳，一张方凳上放着装药的纸箱，估计是母亲放置换洗衣物用的；我就坐在另一张凳子上与母亲对面说话。
也就几分钟“白求恩”的两个头头来了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你来干么？”
“送东西，看母亲。”真叫人恶心谁不认得谁？
“经过造反派批准吗？”还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。
“你什么时候告知送东西要告诉你？”
头头气急败坏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
怏怏不舍地离别母亲，慢腾腾地走着想听听背后有没有传来斥责声......四周张望，我的那位“朋友”躲在哪个角落里窥视。毫无疑问是他出卖我。
总之，我对医院造反派多多少少还是心存感激，比起一中“红暴队”、“红十一”的头头们人道多了，毕竟每次送东西能让我和母亲见上一面可以放心。父亲被关在联社三楼楼梯边的一个小间里，楼道旁一个小窗户被用木条钉死糊上报纸，房门上锁。我去送生活费及用品只能交给他们代转，根本不让见面说话。这就给我心理带来很大压力甚至恐惧——父亲到底被折磨成什么样子？前几年我还梦见父亲被折磨致死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有一天，红卫战斗队的人东一堆西一堆窃窃私语议论着什么，我等非同类自然不好凑近倾听，假装经过来回走了一趟也就听明白了。原来他们派的葛玲珠在黄屿被对方绑架如今下落不明——我的心不禁咯噔一下，这事凶多吉少呀！
葛玲珠刚进医院不久，比我大不多少，皮肤白皙身材窈窕，是当年上塘公认的美人。机关某些人有病没病往医院跑无乱开些药，目的就是光顾这位西施姐姐。当时永嘉派性割据犬牙交错，罗浮清水埠和上塘是反逆联地盘，中间的黄屿偏偏叫炮联占据着，号称驻扎着一个武装连。其实不过有那么几个武装人员进进出出，因为当地群众基础好就神出鬼没，真要有一连人马，哪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？那天就是这几个人鸣枪，要经过的轮船靠岸上船搜捕对方人员。偏巧葛玲珠在船上叫对方认出带走，因为情况不明大家万分焦急。
前不久炮联武装人员从上塘撤出，岩头二中一被俘学生失踪。二中一对姓孙的教师夫妇前往寻找，我也陪同一起。找遍上塘殿皆无踪影，结果在后山坟窟里发现遗体，身上缠满纱布。我帮着把尸体抬入大殿，那女教师放声痛哭，一遍遍抚摩着学生冰凉的尸首。派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。
过了几天，葛玲珠居然神奇地出现在医院门厅，一伙人围着听她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述说。“狗崽子”的我没有走近，而是转身离去——能看到她毫发无损地归来就可放心了，至于如何被抓如何得以回来并不重要。
这事正应验了一个古老的传说：一个人牵挂着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牵挂着另外又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有一个人在牵挂她。
两派武斗始于1967年秋。炮联、反逆联总部都设在上塘，双方人员越聚越多。人多了摩擦就多，起先只是街头斗殴，后来就发生了冲击对方机构事件。双方开始抽调精悍队伍来上塘保卫总部，一山难容二虎，武斗不可避免。反逆联首先出动学生军占领江门头下森工站，意欲控制上塘交通门户。炮联连忙组织人员从屿山反扑，欲夺取森工站没有成功，而占据上塘制高点屿山。反逆联武装据点森工站、大会堂同时受到威胁，决心攻取屿山未得，沙头贫总司刘存成被棍棒打死。第二天反逆联采取报复行动，在江门头下鹅浦边打死浦口参与武斗人员黄时忠。接着反逆联放弃森工站把防区扩大到下塘山，与大会堂、县委、邮电、银行、百货连成一片；炮联则是招待所、联社、屿山、上塘殿一线。反逆联攻取招待所未果双方对峙，采取行动夺取人武部军械库（也有说事先串通好的），炮联逼迫连夜撤离上塘。
反逆联攻打黄屿炮联据点。指挥员贸然行动，人家在暗处他在明处，炮联狙击手十分了得，一枪一个接连报销反逆联五个武装人员。反逆联沮丧地拖着五具尸体返回上塘，安放在招待所餐厅。我去看过一位电力公司李姓职工、复退军人，我们认识。天灵盖炸去半个，是苏式步枪打的。惨极。
炮联攻打反逆联劳武总指，夜间偷袭。反逆联有我一熟人（温州人，姓名忘了）被打死；红暴队一同学叫刘学棉当初在校是班长，先父待他极好，被反逆联打死（还有传说是虏获后被击毙）。
乌牛梅园岭遭遇战，熟人周姓永临人氏，爱讲笑话，被打死。
红暴队另一同学叫潘岳亲，失火打死自己。据说子弹从下巴穿过头顶。
我一同班同学，自己人擦枪走火击中下腹肠子外露，在人民医院做的肠吻合手术，总算保住性命。
另有一同学走火打死自己人，双方私了。协议长大后娶其女为妻……
永嘉武斗一共死多少人，不知有没有统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