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到解放军
一九四九年春，我十岁，舅舅留我在他家所在村的岩头西岸小学读书。
西岸小学是一所高级小学，有礼堂、有操场。前后天井里有杨柳、月月红、石榴、美人蕉。礼堂上挂着一个铁板，敲起来铛铛响，当钟用。还有一架风琴，每次上音乐课时，要三、四个人去抬。西岸小学有六个班，读书的人也多，我读三年级。
约四月间的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做完值日，从后门出来，向中央街走去。路上有几个穿灰蓝色衣服背枪的人，是兵？
大家见到当兵的都躲避，但他们和气地向路旁的农民解释：“请别怕，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和国民党的军队不同。”看他们面带笑容，说话和气，我就站住脚听，“晚上住在你们小学里，谁家有柴卖一些给我们。”
村民们都好奇地看、听，但不敢说自己家有柴。路边有一个兵在墙上写大字“打倒蒋介石！解放全中国！”，“穷人要翻身，参加解放军！”，“耕者有其田……”
我加快脚步回到舅舅家，三两口吃了一碗冷饭，就返回学校看热闹。操场上，礼堂中满是这些穿灰制服的兵，也有几个背枪而没穿制服的，大概是新加入的吧。操场外的村口有人拿枪放哨。他们已买到柴,从身上解下干粮袋，倒出米来烧饭。
我听到两个村民在压低声音说话：“怪不得前几天驻在枫林的国民党的兵跑了。”
我在他们中间走呀，看呀，听呀，先是紧张，后来慢慢地放松自然了。有两个兵还摸了我的头。我也摸了一下他们的刺刀，觉得很锋利，掂了一下架在地上的轻机枪，觉得很沉重。“不要动！”一个兵和善地制止了我。
他们非常有秩序地吃了饭。天黑了，操场中用柴爿点了篝火，他们席地而坐，有人指挥着唱了一支又一支歌，后来这边叫：“一班唱！”那边喊：“二班唱！”几个女兵在一起，更是唱了又唱。有人高喊，大家鼓掌，硬要一个女兵跳了舞才过瘾。
围着看热闹的人很多。有一位兵向围观的群众宣传什么农民翻身要参军，妇女参加妇女会，儿童参加儿童团。我第一次听到妇女会、儿童团。
回家睡觉了，在床上我想：今天见到的兵和以前的兵是有些不同。
记得三四年前的一天，全屋的人乱作一团，说：“快逃！日本兵来了。”妈挑了一担被、衣之类东西，拽起我就随叔叔伯伯们过江上青崖坑底避难，阿婆留下看门。在山岙里，小孩子哭了，大人们忙用手捂住他们的嘴，一只大公鸡啼鸣时被扭断了颈头，大家挨饿受冻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回村，见一个老人头上包着，说是被日本兵刺伤的。他们说日本兵杀了一头猪、一头牛，后山的王兴光妈在逃时，被一枪打断了腿。
种田的农民，行走的旅客，远远地见到黄衣服的兵来了就逃。我也曾亲眼见到黄衣服的兵逮住一个过路的人当挑夫，那个人不愿意，被打了两枪托，硬是要他挑担子。保长带乡兵来催田粮、要捐款，见到道坦里有鸡就抓，搞得鸡飞狗跳。
就在一个月前，我从西岸村往石柱村走，到龙河岭的上岭脚，见到去同方向的旅客都躲在路边，说刚才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像是枪响。我也跟大家一起，躲靠在田坎下等动静。等了很久，往上方向走的旅客过来，他们神色非常恐慌，边走边喘气说：“驻在枫林国民党（某团长叫朱清光）的兵杀了个人，现已过渡船去枫林了，大家可以走啦。”翻过岭，在龙河渡的岔路口，我知道刚才被杀的人是我同村的王寿法（现为烈士）。路边的群众说:”这人是从岭上往下走的，在山岭的转弯处，看见下面有兵开过来就往山腰躲避，但还是被兵发现了，引起了兵的怀疑，先被打伤，后来这些兵上去把他的头砍下，背到枫林去了。”
兵，有凶神恶煞的，也有和蔼可亲的。睡时，两种形象在我脑际反复出现，我只是感到奇怪，讲不出什么道理。
第二天到学校里，见礼堂和操场都打扫得非常干净。班主任迟迟没有来上课，到中午放学前才来。他态度非常激昂，在课堂上把印有国民党党徽和蒋介石头像的课本撕了，说：“这是国民党的书，我不教了，你们学了也没用。我要去参军！”说完就离开教室。
我们这群小孩子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呆了好久，一个同学说：“回家去！”大家就各自理了书包回家。我根本不理解这位先生的心情，对先生的表情、行动觉得好奇，还觉得这本还崭新的书被撕掉有点可惜。
翌日一早，我特地跑到学校，学校里冷冷清清，只有金科校长一个人在礼堂徘徊。他说：“有好几个年轻的先生去当解放军了。学校散学了，你们回家去吧。”
先生去当解放军了，给我增加了新的遐想空间。但是学校停课了，没有书读了，我悻悻地离开了学校，回到石柱村。
土改队进村
1950年8月至1950年底进行土地改革，主要任务是划成分、斗地主、分田分地。工作队进了村，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，把整个农村搞沸腾了。群众说：“千年铁树开了花，穷人翻身坐天下。”
工作队队长姓王，山东人，他说话要其他队员翻译。他大概是从部队里过来，穿黄军装，背军铺盖，挂军背包、口杯、毛巾，还有一枝步枪。进村后第一件事是问住哪儿。几个党员虽然知道乡里的吩咐过的，工作队要和穷人同甘苦，但还是把他们安排在比较象样一点的人家楼上。工作队上门看八字，队长出去走一圈，马上否定了村干部的安排。我们跟着看热闹的孩子是不理解的，只觉得好奇。他们挑了几家住破旧屋的农户，向村党员了解了他们是否是政治历史清白的老实农民，然后才住进去，还说要和这几户穷苦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。在见面会上，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依靠贫雇农的阶级路线，强调贫雇农翻身做主人。
土改队的“三同”是党的优良传统，深得人心，流传至今成为佳话。
村里的几位共产党员如王寿连、王定康等，过去都是受苦的人，不认识字，现在都挺起腰杆子，成为村干部，管全村大事。工作队培养基层干部，建立基层组织，成立了党支部，还成立民兵队、妇女会。
这些新干部要上台说话，可是谁都不敢。工作队长要村干部在讨论会上开口说话，练习说话能力。让他们先学主持会议，教他们说：“贫下中农同志们，现在大会开始，大家静一静，请工作队长讲话。”我看着党支书王寿连在开会前一遍一遍地练。学习主持会议比较容易，上台讲话，做报告就更不容易了。
我记得王寿连第一次做报告的情境。虽然他在台下练了几番，但上台开口讲了两三句，就哽住了。他忙转头，看着工作队同志和其他村干部。工作队同志给他提示。他继续讲了几句，又哽住了，又回头，但背后的同志干部不见了，没有人给提示。他就吐唾沫，有吐不完的唾沫。孩子们笑了，旁边的大人就会厉声指责：“笑什么 ？小孩真不懂！”
会后，大家干部们聚在一起哈哈大笑，取笑说：“古话讲：上台发台妖，落台讲不完。”但是工作队的同志坚持说：“还不错的，多讲几次，就会讲得好的。”
真的，他硬着头皮上了几次台，讲了几次后，就不慌了，讲话顺口了，群众愿意听，喜欢听。
在路廊里我听到村里的群众在称赞王寿连、王定康等干部全心全意投入工作，不计报酬，田里的农活错过了季节，常把挨次序轮到的划船赚钱的机会也放弃了。他们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土改运动刚开始，妇女不敢参与社会活动，党员干部带头动员自己妻子积极参加妇女会工作。他们立场坚定，办事公道，在划分阶级、分田分地中大公无私等，大家都说他们好。这种“当共产党的干部，就得付出”的精神，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。
工作队找到一个没田、没地、没房，弟妹多，从小就给外地地主放牛、做长工的雇农王××，要他当农会主席。在大家的掌声中，他上过几次台，但就是培养、锻炼不出他的胆量和能力，长时间只是挂个名。以后在合作化中自然消失了他的职位和作用。
小学也开学了，请来黄村的王智当老师，一个人教1-4年级，二十来个学生，我读四年级。有书读了，孩子们快乐无比，这是土改队带来的新气象。
村里干部群众要写什么标语、通知、证明、路票、书信的都找老师，老师成为村干部村民的文书。村里、乡里的各种政治活动，群众大会等等，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，老师都带我们一起参加，成为我们的政治课堂。思想改造前的农村小学教师还是属于自由职业者，而开明的王老师已懂得了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。
石柱村是个田地少、人口多的穷村，村中找不出田地多、不劳动、靠剥削致富的地主，只划了王方顺一户富农。他家有几亩田，有雇过长工，但群众背地里讲，他自己也很勤劳。有一人横行乡里欺压别人被划为个人恶霸。分田的标准是人均三分三田地，谁家没有达到标准的，就用村的众田和没收外村地主的田地给补足。
我妈拼命劳动，粗粮有余，租养了一头母猪。刚生下的小猪和母猪就睡在我们的床前小桌子底下。我常俯在床上有趣地看小猪吃奶，鼻子也闻惯了猪窝气味。妈卖了两、三窝猪仔，在土改队进村前买了三、四分地。我家已超过标准，没有分到田，成份为贫农。
孩子们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诉苦大会。谁受苦深，就把谁请上台诉苦，有诉日本人的，有诉国民党的，有诉地主、伪保长的。我们村有好多人上台诉苦，王兴光妈诉说自己的腿被日本鬼子打断；寿法妈的儿子被国民党杀了；有位老太婆面对面诉村里的伪保长抓壮丁，使她痛失儿子。老太婆一上台就嚎啕大哭，痛不欲生。大家喊口号表示愤慨。不过我们村的诉苦大会没有乡政府里开的那么热烈。
通过诉苦、斗地主，使大家知道什么人是地主、富农，伪乡保长；什么人是贫雇农；什么是剥削、压迫；什么是被剥削、被压迫，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。特别是我们孩子，具体地认识了旧社会，懂得了爱什么与恨什么，培养、增强了我们的阶级感情。
儿 童 团
儿童团建立起来了。全村的儿童和那些没有参加民兵、妇女会的小青年也都来参加儿童团，少数是学生，共有六七十来人，是一支强大的力量。
儿童团长是文欣大哥。他年纪轻，高小毕业，到乡里开会能记笔记，每次去乡里开会都少不了他。他胆子大，说话有板有眼，口齿清，声音亮。他工作积极，整天跟着工作队跑，大伯支持他，家里、田里的事他全都不管。他斗争性强，大是大非前，五亲六戚不认。工作队的同志夸他是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。
党员们知道，虽然我最早参加儿童团的，但我年龄太小，管不了那么大队伍，王寿连和定康叔封我当儿童团副的团长。
儿童团主要任务是站岗、放哨，有时也跟着民兵巡逻，还有送通知、贴标语，有时要挨家挨户去动员群众参加会议等。民兵收缴了村里各种土武器，几把大刀、长矛给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用。群众出村走亲戚，都要到村、乡政府开路票（通行证）。那些成分不好的、受管制的坏分子不准出门。
我们村在路廊里设立检查点，查过路客人的路票，如果发现没有的，就要他们回去，如果认为有可疑的，就把他带到民兵室审问。儿童团员们轮流站岗，是读书的孩子，轮到这一天也要去站岗。
我很积极，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外，一有空就主动到路廊里去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儿童团员查路票。儿童团担负着重要的使命，当儿童团员也觉得非常神气。
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，一次在花坦东村对面的溪滩，一次石柱村的马家滩，现珍溪大桥下，先后召开了公开宣判大会。附近几个乡村的男女老少都去听公判、看枪毙。
我们儿童团员手执标语旗也挤在成千上万的人海中，跟着喊“打倒地主恶霸”“坚决镇压反革命”口号。宣判后，枪毙了两批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。那个国民党团长的朱清光给枪毙了。石柱村也有两名。第一批中有一名叫王松，据说是国民党军队(海匪)反攻大陆活动时被抓捕的。王松在枪毙时还高呼“打倒×××”。第二批中有一名叫王迪金，据说王寿法烈士被杀一案与他也有关。
镇反运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，震慑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，大长了贫苦农民的革命志气，安定了社会秩序。
看完枪毙回来,针对个别群众，特别是妇女，存在的惊恐心理，土改队队长开大会向大家宣传说：“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们多少党员和老百姓，地主、恶霸罪大恶极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镇压反革命，就是保江山保胜利果实，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”
有一天，乐清一位热心的农民找上门说，乐清那个打死我爷的凶手已抓住，只要我们去诉苦去指证，那个凶手就会被枪毙。可是，大伯、三叔还有文欣哥，他们讨论了老半天，还是决定不去。
“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！”口号是这样喊的，轮不到孩子说话，我只是想：你们为什么有仇不报？
打 腰 鼓
学校里王智老师多才多艺，会拉会唱，他教我们唱当时流行的《东方红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南泥湾》、《解放区的天》、《歌唱二郎山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《志愿军进行曲》等歌，当时流行什么新的花样，他去外地学了回来教我们，如扭秧歌、打腰鼓、耍花棍等，儿童团的活动非常丰富、活跃。
我们的腰鼓队，先是借用娃娃们玩的小鼓敲。后来村里有一批在丽水运粮的船民，听说家乡儿童团打腰鼓，就出钱买了十只大腰鼓送过来，给我们村增光添彩了。随着土改热潮到来，农村里锣鼓喧天。乡里常常游行、开大会，这时由一位民兵举着红旗，儿童团领先走，我们一路敲、一路唱、一路扭。
到乡大会场，各村的秧歌队、我们村的腰鼓队就先表演几套。其他村没有腰鼓队，各村的孩子投来羡慕的眼光围着我们转。村与村还开展对歌拉唱，明显看出我们村比别的村优势，我们觉得自豪。老师能干给我们带来光彩，我们背地里称赞我们的老师能力强。到处是思想解放的人们非常投入的尽情地扭、跳和唱，用现在的词语形容像“狂欢节”。
随后，在王智老师和村里一位会拉会唱的青年王家康（按辈份我要叫他公的）共同指导下，由我、定养、信亮、福龙、美花、碎竹等成立了儿童团宣传队，除了扭秧歌打腰鼓外，还排练了一些宣传节目，家康公还教我们唱绍兴戏。
第一次在学校（老宗祠）的戏台上演出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祠堂里多年没有演戏了，听说晚上演文明戏，群众情绪高，提早吃了晚饭，背板凳，携老人，抱孩子到学校里来。村干部们在白天已特地派人采来松明，用捕鱼用的火篮灯，点着松明照明。三把火篮灯已把戏台照得通亮。火焰熊熊，火星飞溅，松烟有时随风跑到台中央缠着你，不管你熏眼、呛鼻，要与你共舞。飞蛾、金龟子也赶来凑热闹。
台下已站满群众，民兵队长王家琴和王定周背着土枪威武地站在台上维持秩序。队长在台上发号施令：民兵加强在村里巡逻，防止阶级敌人破坏。他们还不断地给火篮里添加松明。村支书都上台做简短讲话。
我们在化装，参加腰鼓、花棍的，要自备白色毛巾。我的毛巾是向叔叔借的。老师在我们头上将毛巾包成有角的帽子。没有油彩，老师就用墨和红水在我们的脸上涂、画。我们都很紧张。老师为我们壮胆说，不要怕，把台下看作没有人，或者把人当成木头。几个青壮年农民自发上台敲锣鼓打头通。
第一个节目是打腰鼓。我、定龙、兴忠、家龙、美花等十位队员由信亮打钹，我领头，在铜钹声“镪镪”的指引下，腰鼓声“咚吧，咚吧，咚咚吧，咚吧！”钹声脆脆悦耳，鼓声阵阵撼心。整齐的动作，优美的姿势，翻飞的红绸（自备的，有的是红布条），一下子把群众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群众感到新鲜，台下鸦雀无声。我全神贯注着自己的动作和走队型，台下黑压压一片，没有看清站的是什么人。
一个节目下来后，心里就不慌了，我还鼓励跳舞的女孩子不要怕。接下有耍花棍，女孩子边唱边跳《南泥湾》舞。还有用快板、道情、花鼓、送元宝等各种形式来表演《千年铁树开花》、《翻身不忘共产党》等和宣传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 的《送郎参军》、《打倒美国佬》，还有宣传“中苏友好”的，宣传反“细菌战”讲卫生的等各种内容的小节目。有的孩子背熟了几句，可是一到台上就忘记了，引来大家的笑声。
前台在演出，后台在你拉我扯，你喊我叫，化装换衣服，缺这少那，一片混乱。王老师顾里顾外，要变成千手观音才能应付得了。我自己做好下个节目的准备后，还要充当老师的小助手。
节目很快就演完了。家康公看时间还早，临时主张要演京剧《萧何追韩信》，请王老师拉琴，要我当韩信。我不会唱京戏、走台步、摆手势，但家康公硬要我穿上一件大人的白衣服当白袍，系上腰带。他教我跑上台，在台上怎么走等。我不敢上去，他把我拉上台。我在台上很不自然地昂首走动，像个断了几根线的“木偶”，让他唱完一段京戏。
孩子们的演出给大家带来快乐，大家都没有挑剔和指责，只是称赞。
演出结束，群众点燃了自己带的火篾、松明和灯笼，大人呼小孩，挤出祠堂。妈牵着我走。因我参加了多个节目的演出，一路上听到赞扬声，妈很高兴。
我们的宣传队很有起色，除了在自己村演出外，还到岭下、黄村等地演出，都受到演出地群众的称赞。
有一次我们到泰石村演出，泰石村也有一支农民宣传队，演出前，他们提出要同台演出一个节目。我们宣传队中有好多人说：“这不是搞斗台戏吗？我们不演！回家去。”是演还是不演？有几个同伴都冲着我发问，我看台下已集聚了那么多的群众，不演出也讲不过去，就和家康公商量决定，要演出。
我和同伴们说：“就是演斗台戏我们也不怕！”
泰石村的农民宣传队员上台打了热闹的锣鼓头通，增加了演出的气氛。我们都是小孩子，演的节目短小，形式多样，群众觉得新鲜。泰石村的农民宣传队演的是话剧，演出的时间比我们小节目的长，演得也不错。演出结束了，听见群众说他们的宣传队“神头不灵清”，演的是老节目。泰石村的干部非常热情，为我们煮了一锅饭，烧了青菜、咸菜，硬强拉着我们吃夜餐。回来的路上，大家说得更开心，好像参加演出比赛拿了冠军。
妇女得解放，婚姻自由了，村里几个童养媳都解除婚约回娘家去。提倡自由恋爱，新式婚礼，新事新办。办喜事不吹吹打打，新娘不坐花轿，步行到新郎家。为倡导新风尚，村干部要我们儿童团去助兴。我们的腰鼓队为好几位青年结婚去迎亲。
铲除罂粟
那年春末，领导发现全乡各村有好些农民在私种乌烟，即罂粟，种植的面积不少。乡政府（石柱村当时属于黄村乡，黄村乡撤了后划入渠口乡）统一部署，要各村发动群众，交换人马，分片包除。
我们村的民兵、妇女、儿童团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，举着红旗带着麦饼，大队人马到小坑、溪北、董岙底等村的北片山区铲乌烟。
田里的乌烟长得很旺，有我们小孩那么高，有的已结出花鼓槌状的果，有的正在开花，蝴蝶状艳丽的花朵在风中飘摇，熠熠炫目。展望层层的梯田，像铺盖上已经添了花的锦，美极了。这是毒品，我们绝不能手软，更不可留情，分头下田去。
我和文欣大哥平日形影不离的，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下一块田，挥起竹爿刀，向罂粟劈去，柔嫩的乌烟成片倒下。一丘田挨着一丘田，一条垅接着一条垅，所向披靡。我们象理发师操纵推剪，把脏乱的头发给剪掉了。
肚子饿了，吃袋中麦饼，渴了，喝田后坎的凉水。
我们先用竹爿刀当武器，后用锋利的弯刀，到下午三多点钟，觉得腰酸，胳膊疼，已举不起弯刀，劈过去也没有力气。村干部说：“剩下最后两丘田，大家加把劲！”大家一起进去围剿，一下子完成任务。
被斩倒地的乌烟，经太阳一晒，萎软了。大人告诉我：这些乌烟杆叶很肥田。铲毒当肥料，今年的水稻一定大丰收。
这山岙里的乌烟基本上被铲除了，我们胜利班师。
小坑等几个村的个别农民，认为我们把他们种的宝贝扫荡殆尽，太绝了，想不通。在我们路过小坑、溪北村时，一些人手持棍棒出来报复。走在前面的两个人跑回来向干部报告，说前面已经发生摩擦，有人已被扭住。
我村干部非常精明地整编好队伍，选身强力壮的民兵走大路，冲过去为前面的人解围；派几个民兵护送妇女、儿童绕田间小路过去。我这队人非常紧张，大家快跑，跑到了自己的地盘珍溪口才松了一口气，大家坐下来等人。
干部检点人数，没有人掉队，也没有人受大的损伤。那几个民兵神采飞扬地讲述如何夺了人家的棍棒、拨开一条路，取胜而回的精彩镜头。小坑、溪北两村，有习武的传统，出过名师，我们和他们较量能取胜，更感到自豪。大家竖着大拇指，称赞这些民兵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这几位民兵就像武林英雄。
可是我们村个别群众说：“他们村中几位好手也都到别村铲乌烟了，否则，能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出来？”
渡船来了，大家急着要回去，一拥而上，水平船弦，超重了，定康叔等干部指挥要一些人下了船。我和几个干部等到最后一渡。渡船载着我们先朝上游方向划去，到江中被急流冲下，直向“撞船岩”扑去，老大熟练地向后拔桨，船一摆，我们惊叫，船擦岩边而过。这个渡口比较险，从船里出来，干部吩咐老大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回家的路上，有个村民惋惜地说：“我们铲了人家的乌烟，我们种的也被人家铲光了。”
但定康叔等干部们说：“这是响应乡政府号召，铲除了毒品不可惜。”
办 冬 学
冬天，乡政府号召办冬学，扫文盲。我们儿童团宣传队还编排一个《没有文化的痛苦》节目演出。
村干部和老师动员组织了民兵、妇女识字班学文化。大家都高兴来学，两个教室坐不下就坐在礼堂，村里几个高小毕业生王文欣、王德魁、王路娒、王兴统等都成为义务老师。上课时间一到，谁有空，谁先来，谁就拿起教本进教室。
农民白天劳动，夜里来学校学习，学校的夜里比白天还热闹。扫盲班人多，坐在礼堂上，这里摆了很多从农民家借来的旧桌旧凳，煤油灯闪闪，扫盲老师领读： “共-——产——党——”“毛——主——席——”大人非常听话地在跟读，男声浑厚，女声清亮。
在第三册的教室里，王路娒在反复领读讲解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，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。”他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成“去专门为人民办理民主事情的政治。”王智老师在办公室（兼房间）里听到，急着轻声地说：“错了，错了！”我也在教室外面也听到过，但不知他讲的错在那里。
下课后，在老师办公室里，王老师纠正了王路娒的错处后，说：“以后上课前要自己准备一下，先把课文看懂，有不懂的地方要问明白，再去教。刚才讲错的地方，明天你自己去向学员纠正。”王路娒虚心地接受。
其他几位教夜校的青年也都过来了，王老师还要大家以后多看报纸。王路娒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白天上山种田、斫柴，忙得很，累得很，来不及看课文、读报纸。”
王老师说：“青年人不看报不行。报纸上内容丰富，有讲形势、政治、政策，是个好老师。我就是常常看报纸，不断地学习，才有进步，才跟得上形势。学校里有份报纸，有空，大家多多来学习。”
大家都说：“是，是，是要加强学习。”
我们几个小学生常常好奇地来看热闹，被老师赶回家。
过了几天，在我家楼上办了个学习小组，约王家龙等同学来学习做作业，还动员了没上学的王定养等几个孩子，成了儿童扫盲组，教他们认“柴米油盐”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。我到学校老师那里找来扫盲课本，让他们学习。
四十年后回故乡，碰上童年伙伴王桃娒，他说：“我认识的几个字是在你家楼上你教的。开始我不想学，是你硬要我学的。后来我外出弹棉，跑码头，用到了文化，才想到学得太少。”
1951年下半年，土改胜利结束。工作队要撤出村时，村干部、民兵、儿童、妇女要来送他们。工作队员早一天已离开村，王队长却说他自己明天才走。他打发了群众后，悄悄地带着文欣大哥走了。大家赶到路廊里，他们已远去。群众埋怨干部，干部们互相埋怨，几个妇女眼都红了……工作队已走了，留下了浓浓的党群情。
王队长看中了文欣大哥，要带他到浙西北去一起搞第二期土改。儿童团长就由我担任。我更忙了，读书、劳动、排节目。
据说浙西北是山区，土改队负责土改还兼剿匪的任务。文欣大哥因个子小，扛不动步枪，在培训班学习了十几天被组织退回来。土改后，农民生活提高了，重视了文化教育。第二年春，石柱小学学生数增加，王智老师推荐，村支部同意，文欣当了小学教师。
那时虽然穿的旧，吃的苦，但翻身的喜悦都汇聚、荡漾在我们儿童团员心中。